当时所理解的科学主要是以因果论为中心的近代科学，而价值论则主要指自由意志学说（张君劢）和情感学说（梁启超等人）。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美德或恶行都不是激情，因为我们之被称为好或坏，并不是基于我们的激情，而是基于我们的美德或恶行才被称为好或坏。儒家不仅承认人有这种道德情感，而且认识到这种情感正是人的最高德性即仁德的生长点。
孔子的儒家伦理是一种德性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但也有相通之处，德性的实现就是责任，就是义务，而且以人是目的（康德语）为前提。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就是视天地万物为一生命整体，将自然界的万物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它、保护它，不要使它受到伤害。天即自然界是真正的价值本体（但不是实体，此不论），但以生为其功能，由功能以显其本体。前者与斯多葛派相近，至于后者，也同儒家有很大的差别。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儒家德性伦理中有很多资源可以成为普遍伦理的基础。
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四、从天地万物一体的层面看仁 仁的最高层次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即天地万物一体境界。但是，性和心是不能分开说的，心和情是不能分开说的，这就是所谓心性之学，心性之学也就是性情之学。
西方的另一些哲学家则把情感归之于美学问题，用情感解释审美现象。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俭而善失真。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就是所谓认识论的转向，即讨论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不只是一个说法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旨意或信念。
忘者人我两忘，不作彼我之分，也就是无情之情，是为真情。[22] 所谓共存在一起，正说明理性主义同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不是互相取代的，而是互相依存的，换句话说，理性主义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而且占主导地位。
在这一传统之下，哲学家们也讨论人的问题，讨论人性问题，但一般地不是从情感出发，而是从理性出发，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句名言把理性说成是人的最本质的规定，从古代的逻各斯、理念直到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使这一传统达到了它的顶点。因此，在儒家哲学中，并没有独立的美学或伦理学，更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理论理性或认识论哲学，或所谓本体论哲学、形而上学，等等。有人据此认为，儒家哲学就是道德主义或泛道德主义。当泉水干涸的时候，鱼儿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这就是生命之真情、真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这后一点非常重要，由此才有所谓境界问题。这样看来，仁就是目的理性。道家和玄学对中国美学、诗学、文学、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很重视情感，视之为人性的重要内容。后者所说，是一种先验的天赋观念，是纯粹精神，孟子所说，则是思其在我者，思其心之所存，这心之所存就是四端之情，这就是所谓本心。
最理想的状态是，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如果说，墨家具有经验主义倾向，那么，名家则具有理性主义倾向，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学说都是对象性的学说，他们的理论都是指涉性的理论，无论是经验还是概念，都是指向客观对象的，也都是进行客观认识的，人只是担任了认识者的角色。
康德很重视休谟提出的问题，并讨论过道德情感的问题，但他的结论是，道德情感是心理的、经验的，因而不能成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它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宗教的。
冯友兰先生称之为风流[6]。我们可以说，儒家没有发展出独立的纯粹的美学，如形式美之类，却不能说儒家没有美学思想，正好相反，儒家美学就在儒家哲学之中。我认为，这样的划分和判准是值得商榷的。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儒家哲学是一种哲学，既是哲学，便具有一般哲学所具有的条件，其中有智性，也有情感，当然也有意志等问题。而儒家最关心的，正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情感，并且形成与此相关的所谓宇宙本体论、本体论哲学。
[16] 康德虽然是讲美学，讲主观性原理，但他承认情感有共同性即共同的情感，这就是主观性原理，也就是主观的客观性。道德情感通过思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具有普遍性，但道德情感本身就是人人具有的，即具有共通性，是共同的情感，它不必通过另外的理性形式使自己具有普遍有效性，它本身就在思的形式下成为普遍有效的。
良知既是是非之心，又是好恶之心、真诚恻怛之心，情与性是合一的。这是中西哲学所遇到的共同问题，但是解决的方式有很大不同，简单地说，西方是情理二分的，中国是情理合一的。
在一个鉴赏判断里所表象的不是愉快，而是愉快的普遍有效性，这愉快的普遍有效性是被觉知为和那心意里一个对象的单纯评判相结合着，它先验地作为对于判断力的普遍例则，对每个人有效。如果从存在上说，性或理即所谓理性（实为性理）作为人的存在本题，并不是实体，也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或观念实体，而是情感的存在样式，即情感之所以为情感者，因此，决不能离开情感而存在。
正如当代自然教育家约瑟夫·克奈尔所说：科学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科学为我们提供知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又是一种目的理性。在玄学中，除了何晏提出圣人无情说之外，就连最具理性主义特征的王弼都是主张圣人有情的。在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爱智之学，而智慧被归结为理性。
至于心悦理义（理义即义理），更是说情。所谓不羁是不为名教所羁，所谓任性，是任其真性情，性即是情。
但是，儒家的宇宙本体论并没有离开人学这一根本问题，而人学也不是孤立地讲人。但是，人之所以有此仁心，是因为禀受或继承了天心，天心即是生，即是仁。
即使是如此，人之情实究竟何所指？如果离开真实情感，何者为实？难道仅仅是生物存在吗？司马谈是具有道家倾向的，是重视人的存在问题的，从他对名家的评论可以看出，人的情感才是人的真实存在。但是，理性主义也造成了一种偏向，这就是人本身的问题被疏远了、被忽视了。
因为所有的理学家，不管在心、性（理）、情的关系问题上持何种见解，他们都主张性不离情，理不离情，决无无情之性。无论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根于心、心悦理义，还是朱子所说的爱是情，爱之理是性，都是这样的具体理性，而不是超绝的纯粹形式。而且，一般而言，情感被视为非理性的。所谓情感是理性的实现，如朱子的性体情用以及心统性情之说就是代表，无情则性无以见。
想哭时大哭，想笑时大笑，这是符合庄子精神的。他还承认同情心有差异性原则，对熟悉的人的同情要比对不熟悉的人的同情更深，对本国人的同情要比对外国人的同情更深。
康德在克服休谟经验主义的同时，却并没有也不可能克服西方长期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而是将情感与理性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向前推进了。目的理性与具体理性是统一的，都与情感有关，这是儒家理性学说的特点。
上述所引，正表明庄子反世俗的精神，却不能成为庄子反情感的证据。新道家即玄学又如何呢？冯友兰先生提出有主理派与主情派之分，并且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